1942年7月17日我生于武汉市一个职员家庭。一岁半时父亲离家后失去音讯,十五岁时母亲病故(母亲刘月波当时只有三十七岁),从小与外祖父、外祖母一起生活。外公开着一家禽蛋行,我由外婆一手带大。读初中时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非常羡慕当一名画家。经过同班学友介绍,认识了武汉著名书画家邓少峰。邓老师的绘画功底厚、修养深,他的书法、篆刻造诣都很高,时任东湖印社社长,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。当时我因病辍学,便常去邓老师家,围在画桌边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邓老师豪迈的用笔,激情的言谈,正直善良的品格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。
   那时候(五十年代)绘画作为职业没有象今天这样红火,没有"市场经济",更没有"书画致富"的奢望,只是甘守清贫,以画画为乐事的少数人,社会上称曰"穷画家"。可我就是一心渴望想当个画家。1959年4月邓老师把我推荐给他的好友徐松安。在徐先生创办的一个专事绘制出口国画的"画室"里,边学习边工作。于是,我17岁便以绘画为职业了。可想而知,当时那种如愿以偿的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。
   徐老师是位才华横溢,见多识广的画家。他的传统根基、鉴赏学养相当深厚。他创办"画室",一是国家需要国画出口来创外汇,二是徐老师想在绘画上干一番事业。"画室"挂靠在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工艺科,设在汉口南洋大楼里,画家和装裱师不到十人,是一个非常专业,非常温馨,工作条件很好的小机构(后移交给武汉市文物商店)。徐老师当时以仿制齐白石的画为主要工作,他的仿齐画几乎乱真,行销东南亚,反响极好。他仿制的明清绘画好几次被中国海关误认为真迹而扣留。还有另一位老师张瑟哉善画素描写生,他的仿徐悲鸿画与徐老师的仿齐白石画成为出口画中的两大品牌,风靡一时。然而,这种带有生产性质的绘画工作,并没有使"画室"变成不讲艺术的工厂,而是使"画室"成为潜心研究传统艺术的一方沃土。

   徐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练线,画白描。他把陈洪绶的线描、《八十七神仙图卷》等印刷品给我临摹,要求十分严格。记得刚开始画不好线,我生自己的气,握着笔杆猛捅画案,把笔头厾得稀烂。徐先生全是拿历代的绘画经典给学生学习,讲授与示范结合,见解甚高。虽然他自己画得很好,但很少用自己的画做范本,再三强调"取法乎上",吃好"开口奶"。 他认为启蒙阶段很关键,"开口奶"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艺术发育,影响学子的艺术品质、品位。这位胸襟豁达的画家,打破了培养"传人"的陈旧门户观念,广开艺术殿堂的大门,让学生吮吸丰富的艺术营养,在"高蛋白"和"多维生素"中成长。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六十年代初是多么开放的思想!尤其是徐老师从不装模作样,故弄玄虚,他蔑视美术界那些自吹自擂不学无术的人,他关爱学生,不摆架子,可是在高傲无知的人面前,他会显得更加高傲。
徐先生早年曾拜张大千,齐白石为师,然而他并不依傍名人,而是走自己的路,主张创新,极力推崇石鲁、李可染。六十年代初,先生的好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接他去西安时(徐老师当时已调往武汉市文联作专职画家),幸会了石鲁,两人一见如故,就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,两位画家相见恨晚,引为知已。先生从西安回来后便埋头作画,画风大变,画出了一大批富有新意,风格鲜明的写意花鸟。这些作品构架雄奇,气势磅礴,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浪漫气质,毫不夸大的说,他把传统写意花鸟狠狠地向前推进了一步,强化了写意花鸟的表现性和精神性。非常痛心的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,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落入某几个人手中,并秘藏不宣,致使今天却未能面世供世人了解。
   徐老师是个性情中人,豪放不羁,作画时一盅白酒,一碟花生米,即进入到恣意渲泄的忘我境地。他那纵横捭阖的笔墨表现,动人心弦的氛围、情势深深地打动着我,感染着我,影响着我的未来。
解放前,徐老师曾在国民党文化部门任职,这一点在那个强调"阶级斗争"的年代,无疑是一大反革命罪名。1969年夏末,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的他,愤然从武汉市文联大楼阳台上纵身跳下……时年五十八岁。他含怨而去,留下的是美术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!先生的绘画、书法、篆刻均给人一种傲岸不屈,震撼人心的感觉,显露出他一直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,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他那里体现得如此透彻!他的艺术,他的精神永远存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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